在毕加索的生平事迹中，1944年10月4日加入法国共产党这一事件对毕加索在中国的形象塑造影响极其深远。实际上，入党这件事改变了所有共产主义国家对毕加索的认识。由于画家拥有巨大的声望，毕加索加入共产党成为共产主义巨大魅力的证明。
毕加索加入共产党的第二天，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在头版位置做了报道。同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的中国，《解放日报》也进行了报道。大约在1944年底，毕加索加入共产党的消息传到了中国延安，延安的艺术家欢欣鼓舞，马上于1945年的元旦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举办了一个毕加索“画展”。这时的延安不可能有毕加索的原作，陈列的应该是毕加索画作的印刷品。
《鸽子》，毕加索，1949（图片来自伦敦泰特美术馆）
1949年到1952年，毕加索三次为世界和平大会创作和平鸽。这几只鸽子使毕加索的名字传遍了共产主义世界的每个角落。毕加索为1949年巴黎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制作的和平鸽是一幅石版画，创作于1949年1月。和平大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午，毕加索的朋友、诗人、共产党员阿拉贡从毕加索画室选出了这幅石版画。当天下午，这只鸽子就变成了和平大会的标志，出现在巴黎的街头巷尾。
据说毕加索本人对此颇不以为然，他曾说:“再也没有更残忍的动物了。我这里就养着几只，它们把另一只可怜的小鸽子啄死了，因为它们不喜欢它。它们先是啄出它的眼睛，然后再把它撕成碎片，实在可怕。这怎么可以成为和平的象征？”毕加索的个人看法并不妨碍这只鸽子从巴黎飞向五大洲，让毕加索本人在全世界人民心中获得“和平卫士”的形象，也不妨碍他1950年被授予斯大林奖。不过，毕加索也因此引发美国政府的不满，即便在美国举办毕加索的个人展览，他本人也被拒绝进入美国。
《斯大林肖像》，毕加索，1953（图片来自espionart.com）
1949年4月，在布拉格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见到了毕加索的和平鸽。随后，这只鸽子飞到了北京。1949年10月2日，北京举办了“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朱德、高岗、陈毅、林伯渠、董必武、郭沫若、邓小平等出席大会。《人民日报》10月3日的报道特别指出:“大会会场布置庄严朴素，主席台正中悬挂着毕加索的名画――象征世界和平的鸽子”。10月4日《人民日报》再次发文记述这一大会，描述了主席台上出现的图像：“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画像高悬台上，毕加索的名画《鸽子》从主席台上放射着和平的光辉。”毕加索的鸽子与斯大林、毛泽东像同时出现在主席台上。自然，这一幅“名画”应该是根据和平大会宣传品制作的复制品。
1950年发行的“C5保卫世界和平”纪念邮票（图片来自互动百科）
1950年11月，第二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召开，毕加索又创作了一幅鸽子作为大会的标志。《人民日报》1950年11月17日在报头位置刊登了这只鸽子的图像，注明这是“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招贴上的和平鸽图，法国名画家毕加索作”。报头另一侧用一篇短文揭示了毕加索前后两只“和平鸽”象征的意义的变化：
1949年，“献给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的是画了一只恬静又洁白的鸽子，它表示出千百万人民纯朴的尊严，和他们反抗黑夜与死亡的斗争。它坚持光明和正义，反对黑暗的世界”；1950年,“又画了一只鸽子，这鸽子仍然保有使得千百万人民的心灵感到如此亲切的那种风格，但是这鸽子现在已经不是停在那里，它正展翅高翔，这位艺术家对他从前大作已赋与了新的感情，他表示出和平人类已经获得的进展和胜利以及未来的胜利”。
1950年世界和平大会宣传海报（图片来自peace.maripo.com）
《人民日报》为毕加索的第二只鸽子赋予了一个明确的象征意义：鸽子在飞翔，和平在前进。毫无疑问， 这个象征意义就成为这只鸽子在中国唯一具有合法性的解释。
1952年世界和平大会宣传海报（图片来自Lofty）
1952年，为庆祝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毕加索又画了一只和平鸽。这只鸽子也正在展翅飞翔。鸽子是毕加索绘画中一个常见的母题，毕加索一生画过多幅鸽子或带有鸽子图案的作品，但为中国所熟知的，主要是上述三次用于和平大会宣传的鸽子图像。
继加入共产党之后，“和平鸽”进一步改变了毕加索在中国乃至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
1953年6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苏联作家爱伦堡（Ehrenburg）的文章《毕加索与和平》，文中一方面承认说，毕加索的作品和“新社会（大约是指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很大距离；但同时，每个人又都能从毕加索身上看到“一个有力量而又异常真诚的艺术家”，他的名字也被千百万普通人所认识，因为他的鸽子飞翔在世界五大洲的上空：“一个获得世界荣誉、原作被银行家太太和部长的情妇们贪婪地搜求着的艺术家，转变到了人民这一边。”因为画家为世界和平奉献的鸽子，银行家太太所青睐的毕加索现在变成了“人民”的一员。这一叙述暗示了毕加索阶级身份的转换：从一个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艺术家，转变成了一个无产阶级的艺术家。这一改变能够发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毕加索的鸽子成为了世界和平的象征。
1951年2月21日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会议（图片来自Wikipedia）
毕加索的和平鸽在中国传播极广，人们不免关注这只鸽子的来历，尤其第一只和平鸽的来历。毕加索的朋友潘罗斯在他1958年出版的毕加索传记里说，“它看起来就是毕加索在他画室笼子里养的那一只”。
但在中国，这只鸽子还有更加动人的故事：德国占领巴黎之后的某一天，毕加索隔壁房屋的看门人密许老爹来拜访毕加索，告诉毕加索，他在1915年和德国的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胳膊，他的儿子约翰在抗击德国的战争中牺牲，而在前一天，他的孙子鲁西恩在阁楼上用一个红旗召唤鸽子时，被两个德国士兵从楼顶推下摔死。德国士兵离开前还拧断了刚被召唤回来的这只名叫萧莱士的鸽子的脖子。老人说他有孙子的照片，现在恳求毕加索将这只死去的鸽子画下来作为纪念。
于是毕加索画下“一只冠毛丛丛和美丽眼睛的白鸽”，“但它没有死，而活泼生动，是生命本身的象征，是快乐、阳光与和平的象征”。1949年，世界和平大会在巴黎召开的时候，毕加索想到了密许老爹、约翰还有鲁西恩，于是凭着回忆，再次画下那只名叫萧莱士的鸽子，并且“将这幅画献给那些和平战士”，“从他们的心中，在这为世界和平而斗争的年代里，千百万只白鸽正像萧莱士一般在鼓翼向前飞着”。
捷克版《毕加索的和平鸽》封面（图片来自www.databazeknih.cz）
这个故事的源头出自1952年《世界知识》刊登的一篇文章《毕加索的和平鸽》，原文作者是捷克斯洛伐克人古伯卡(FrantisekKubka)。这篇文章原先刊登在伦敦出版的杂志《新中欧观察家》(The New CentralEuropean Observer)，后来被《世界知识》发现，译作中文刊载。这个故事如此动人，就不免被反复讲述，被当作毕加索创作和平鸽的、令人信服的原因。
《解放的公鸡》，毕加索，1944（图片来自1000museums.com）
毕加索的鸽子后来被很多1950年代和1960年代拥护和平、反对战争的绘画所“转引”，成为那个时代最常见的“元图像”之一。但政治局势阴晴不定，美术界对毕加索的观点也一直在摇摆。
这一时期的中国，能够公然效法毕加索的艺术家可能只有张仃和受他影响的学生。张仃当时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副院长，又曾有在延安参加革命的工作经历，个人创作上受到的约束相对较小。1960年前后，张仃直接临摹了毕加索的多件作品，如毕加索的《解放的公鸡》（1944），还把毕加索的形式手法转用到自己的创作里，创作出类似《公鸡》（约1961年）这样的作品。华君武因为这批作品，说张仃就是“毕加索加城隍庙”，这个评价流传很广。
《公鸡》，张仃，约1961（图片来自搜狐网）
张仃从读书时期就对毕加索情有独钟。1932年，张仃考上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开始从图册里接触到毕加索，对毕加索蓝色时期的绘画感触颇深。1956年，张仃到法国参加一个国际博览会的展览设计工作，随同一个到访法国的中国文化代表团去拜访毕加索。代表团成员中只有张仃对毕加索艺术比较熟悉，因此与毕加索交流的任务也主要由张仃承担。张仃后来回忆说:
张仃与毕加索，1956（图片来自百度百科）
“那是一天的下午，我们来到了毕加索的工作室，是在海边的一所别墅。当时毕加索睡完午觉，从楼上走下来，热情地欢迎我们的到来。他领着我们先参观了他的工作室……他的工作室里，所有的墙上、地上都挂满摆满了大量的新作。可以想象到，他的全部注意力、思想、感情、心灵和生命都投入到了艺术的世界中去了。他惊人的艺术劳动和异常旺盛的精力，十分令人佩服。”
张仃不仅在这次会面中看到毕加索的最新作品，还收到毕加索赠送给他由文学家、批评家让·卡索（Jean Cassou）撰写的《巴勃罗·毕加索》。毕加索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写下张仃的名字，并且画上了他著名的和平鸽。
让·卡索的《巴勃罗·毕加索》封面（图片来自www.abebooks.com）
1966年之后的十年，毕加索在中国美术领域成为了禁忌。即便共产党员身份与和平鸽也不能将毕加索从“资产阶级”和“毒草”中挽救出来。直到1980年，这种情况才得到彻底的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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